| 公法的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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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提出法制国家，是个“刀”制，法律的制度的简称，是个工具，即可以在人治之下，又可在法治之下，中国古代法家主张的“法治”就是给帝王三个手段：权、术、势——包揽一切的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势”则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测，所以法家的法治帝王之下的法论治。到了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确立了“法治”，转成了“水”治，1998年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到了2000年底2001年初，在“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法治不再是个工具，而是目标。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提出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中国共产怎样从领导人民夺了政权的党变为领导人民进行建设的党，从封闭状态下的党转为开放状态下的党？我们党也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面临着执政方式重大转变的问题，执政方式转变中第一位的转变就是依法治国，即主要由政策治国转到主要依法律治国，“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文明，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辨证统一。我觉得政治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依法治国的框架里来举行，整个对权力的制约，整个的政治民主化，必然要求公法的崛起，法治问题主要这个公法问题。民商法、私法当然也重要，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但是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理国家机器，法治的本质就是治理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治不住，又有谁能治住，把960万平方公里都贴上法也治不住，所以关键是治权，治国家权，依法行政也是这样，“权”治不住，就既不能依法治国，也不能依法行政。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你想使一个人变坏，使一个机制变坏，就给他非常大的权力，又不监督和制约他，他很快就变坏了，海关折了几十个关长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在“文革”当中，我们的干部一批倒下了，那是因为阶级斗争整下去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大量的干部一批批倒下去，则是在贪污腐败中到下去。看起来原因完全不一样，根据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我们的公法制度不健全，即不能有效地束缚住政权，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地要从制度上、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中国治理腐败，历史上最厉害的时期时朱元璋时期，他对贪官要剥皮。朱元璋非常勤政，每个县官出任都要找来谈一谈，县官上任前两年还比较勤政，但朱元璋渐渐发现，贪官像韭菜一样，割了匝长一匝，根本杀不完，他就不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的官场上除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规则即法律之外，还有一套规则在支配官员的行为，《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开始也想当个好官，一遇到薛蟠的案子也当不了了，《万历十五年》中讲的也是这样。这些规则实际上深层次地制约着官员，想做一个清官很难，在政治民主化中，急需对权力的制约，要求公法一定要完善、一定要发展，否则我们的经济就可能停止、甚至毁灭。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很高，面对公权力，其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烈，我们要实现公民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政府则要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去年我们学院办了两期“省部长依法行政班”，我们给总理交了一个咨询报告叫“建设责任政府，推进依法治国”，即政府的核心是责任，不是权力，这篇报告发在《国务院参议文件》第一期，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上海市原市长陈良宇了这篇文章后在就任市长的就职演说上讲要把上海市政府建成责任政府，建成法治政府，所以政府民主化要求公法的崛起。
（三）加入WTO要求公法的崛起
去年12月11日，我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我们对WTO开始是有所误解的，认为WTO主要是经济的事，就由外贸和懂外语的人去谈判，等到要加入的时候，我们认识到WTO主要是法律规则，这样就由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去当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再等到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又发现WTO主要是个公法问题，主要不是民商法制度问题，主要是行政法问题。 <中国全民创业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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