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边缘化”话题背后的情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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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
文/张炳良
“香港边缘化”是港人的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是否就是最后的结局，有赖于我们自己，特别是要避免心态上的自我边缘倾向继续蔓延。香港今后的出路既要在“一国”内寻找新的发展平台，还要在“两制”内正确定位与内地的关系，明确既有别于内地却又能相辅相成的身份和定位
二○○六年香港其中一个焦点话题是“香港边缘化”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暮鼓晨钟，开始焦虑香港作为特区的生存空间和价值会随着中国整体的崛起而萎缩。但亦有人相信这只是虚惊一场。
香港是否已经被边缘不能一概而论
“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始于政务司长许仕仁去年三月，他当时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各行业如不能掌握内地在“十一五规划”下的新发展走势，及早准备，将错失全国发展的新机遇，并失去香港原有的优势。
一石激起千重浪。“边缘化”愈说愈盛。虽然，包括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相继肯定，香港不会因内地发展而被边缘化，但前阵子人民币兑港元突破了一比一的关口时，不但传媒关注广东市面出现拒收港元的个别过敏反应，也有内地官员私下担心，香港人心里难受。
“香港边缘化”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从经济分析，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持续快速增长，在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内地经济逐步迈向全面开放，直接与全球经济接轨。以往，香港与内地产业结构不同，在金融、贸易、物流、信息及工商业支持等产业要求比较高的服务业方面，香港具备优势。但随着内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力促加快开拓服务业、发展创新和科技型经济、推动连接全国的大型基建计划，如何维持香港的竞争力及区域的优势，开始成为一道课题。事实上，温家宝总理在安抚香港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提醒香港要切实提高经济的内在活力，把香港建设成一个“现代的中心、先进的中心及有竞争力的中心”。从香港的小局着眼，“边缘化”忧虑有客观根据。
不过，若从国家大局看，香港仍是全国市场经济最成熟、资本主义最发达、国际化最高的城市。香港不但在国际金融、航运基建等方面发达，在法治、廉洁、自由、公平竞争及管治等“软件”质素亦走在全国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就把香港列为全国200城市的首位。而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及其它多项国际排名中，香港也经常“名列前茅”。故此，即使在经济层面，香港是否被边缘化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香港人的心态并未完全回归
本来，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区域竞争加剧无可避免；香港对自己的竞争力有危机意识也是及时的。但如果单单因为其它内地省市（特别是上海）发展迅速而动辄担心香港被取代，用香港总商会主席艾尔敦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香港商业高峰会”上的讲法，是港人以往“我做得到”的拼搏精神，已被凡事“不可为”的心态取替，事无大小均“向北看”，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社会上关于“边缘化”的论述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香港某程度上陷于“自我边缘化”的郁结，其所反映的是香港人集体的身份和定位迷失的危机。这首先源自香港回归中国后身份认同的困窘和矛盾。香港人从殖民管治到现在，身份上、心理上始终没有依归。港英年代，香港缺乏民族、国家身份，经常自觉“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但是，由于市民普遍接纳港英管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更觉得与内地的社会、文化观念有距离。与此同时，由于九七前香港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繁荣进步，在港英当局的鼓励下，香港人能以经济成就而骄傲，找到自己在华人世界、甚至在国际社会上的优越感和地位。这是以经济身份去补偿政治身份之缺陷。故此，香港人以往喜欢“向钱看”，甚至有“大香港”等本位主义和视野狭隘的弊病。
回归之后，《基本法》强调“港人治港”，容许香港在经贸、金融和其它功能性事务，以及体育、文化层面，维持原有的独立成员身份参与国际机构。香港人在“一国”的新国民身份框架下不用失去本土属性。但实际情况是，香港从过渡期到回归初期一直力求“不变”，回归之后，港人的身份和心理状态并不能随着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易帜而一夜转变过来。在香港人未能完全认同/拥抱以中国内地为主体的祖国身份的时候，香港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 <中国全民创业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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